10月3日，我随山东几位学界师长去沂蒙山腹地的临沂市平邑县调研。
蒋家庄位于平邑县卞桥镇，人均1.2亩土地，全村不到1000口人，很多壮劳力都已外出打工，是中国北方略显衰败、空心化的一座普通山村。
2005年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高明陆续东一块、西一块租用农民不愿种的薄地、涝洼地，8亩、20亩、40亩、150亩，开始和他的科研团队搞起了生态循环型科学实验课题--有机生态农庄建设。
同行的师长告诉我，蒋高明之所以选择蒋家庄，既有这里是他的家乡的缘故，又因为这里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村庄的缩影。
今年49岁的蒋高明，1985年从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先后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和美国生物圈二号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在成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4年后，决定再返田间地头，开启一项前所未有的“一大于六”乡村实验。
“一大于六”，即试图用生态学的方法，打败“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六项技术之和，还要效益翻倍，乃至增长3至5倍。而后者，正是被奉为现在农业的“六大要素”。
在很多人眼里，这多少有些乌托邦。
弘毅生态农场。
大学生到农村去接地气，与农民一个锅台吃饭。
研究生们把昆虫做成了美丽的标本画。
农场里的研究生宿舍。
科研人员的图书室。
在科研人员宿舍的两层楼上，可以远眺农场大田。
“城市向农村‘投毒’，农村给城市‘造假’--不搞城乡互信的生态农业不行了”
蒋高明晒得黝黑，如果不是还隐隐带点儿京腔，已经和沂蒙山里人没什么区别了。在农庄一间大平房里，围着长条桌、木板凳坐定，蒋高明指着一盘盘花生、苹果，招呼大伙儿放心吃：“我这全部都是有机农产品，原生态，一丁点儿农药、化肥都没有。”
座谈会也是茶话会。别开生面的假日调研由此展开。
“动物、植物、微生物三大类群，构成着大自然完美的生物圈。但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不到300年的时间，人们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便利和好处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蒋高明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乡村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农业过分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化学性生产资料了。粮食是在增产，但环境污染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在接踵而来。”
他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中国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化肥施用安全上线的1.93倍，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
农药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高毒农药占70%，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
我国目前每年约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留率高达40%，这些农膜在15-20厘米土壤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很差的难耕作层，很难被分解。
农民每年都要购买除草剂、杀虫剂，且越用越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控制害虫和杂草，反而把有害部分留在土壤空气中，大大减少了野生物种和乡村生物的多样性。
过度使用饲料添加剂和抗生素，提高料肉比，让动物们长得快，造成很多速生鸡、速生鸭。更可怕的是，面粉加工竟使用滑石粉，被国家明令禁止的面粉增白剂还被某些不法企业偷用，本应只能做生物柴油的地沟油又重新返回了餐桌。
农村畜禽粪便污染也相当严重，其大气污染排放量超过工业固体废弃物2倍多，部分省份超过4倍。
“说的极端一点，现在的农村已经是充满杀机的‘杀场’，城市向农村‘投毒’，农村向城市‘造假’”。
“现在有些地方，农民种地、养殖分两块，一块用传统的办法生产，自己吃。另一块用现代技术生产卖给城里人吃。现在的黑心产业，把农产品当成载体在流通环节赚取不义之财。注水肉在城里是免不了的。举个例子，我们养的牛当地销售价在14块一斤，两斤活牛出一斤牛肉，不算人工费，成本至少每斤28块钱，加上屠宰费、运输费更贵。所以说，城里人吃30多块钱的牛肉怎么可能呢？我养一头大牛被牛贩子买去，他们能注100斤水。什么概念？光注水就净赚3000块。我养一年牛，不如他们注一次水！光注水还好，买回家放一放把水化出来。现在的问题是你化都化不出来了，发明了胶体注水剂，逼着你把注水牛、注水猪、注水鸡鸭吃进肚子里去。”
蒋高明回忆说，他问过村里80多岁的老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亩地也能收获1千斤粮食，这个粮食是精工细作的产品，是当今按欧盟最严格标准的有机食品，按现在的“土话”说是高端有机的。那时候，按照粮食和黄金的比值算，一亩地能刨出50克黄金，八十年代末，山东低产田的小麦也超过500斤，那时候也只是用点氨水而已。现在很惨了，一亩地只能刨出3克黄金。今天的玉米小麦产量已经上不去了，地力严重衰竭、板结了。
“农民种地已经没有利润可图。因此大批土地撂荒，大量空心村出现。为什么？土里刨食累一年，不如打工干七天。即使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去打工，收入依然不能摆脱贫困。教育高收费、高利贷、医疗、交通等，又将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变相吸入若干无底洞。”
“维持人基本生命需求的农业生产成了最弱势的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提高所创造的红利已经严重透支。”
食品安全问题带来最可怕的后果是信任危机、健康危机。
“养猪的不吃猪、养鸡的不吃鸡、种菜的不吃菜，养虾的不吃虾。全社会医院火爆、药厂火爆、墓地紧张--人与自然不能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怎么可能持续？”怎么办？蒋高明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某专家的一种提法我很赞同，就是要建立一种城乡互信产业。从生态学角度看，不建立互信的生态农业不行了。”
城市的繁荣再也不能以农村的衰败为代价了！蒋高明认为，正确的出路在于，让农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这些活就是为13亿人生产放心食品，修复退化的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在上述过程中，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得到国家和城市的认可，并从经济上给与补偿。
“现在的农业模式，土地不喜欢，虫子不喜欢，草不喜欢，农民也不喜欢。要恢复地力，出路在生态循环农业。生态化是前提，组织化、市场化是保障。”
一个值得欣慰的信号：今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新意盎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不但把家庭农场首次写入其中，而且，着重强调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解读认为，一号文件提出了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就业的背景下，提出创新农业经营组织问题，强调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就是要解决农村出现的深层次的问题。
在屋外时断时续的鸡鸣鸭叫声中，蒋高明说：“现在的农业模式，土地不喜欢，虫子不喜欢，草不喜欢，农民也不喜欢。要恢复地力，出路在生态循环农业。”
“生态化是前提，组织化、市场化是保障”，蒋高明以一个植物学家的视角谈起自己的看法：“我是生态学工作人员，我就要把生态放第一位。没有好的生态，就没有好的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居家、健康的心态”。
“组织化，有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基地、合作组织+农户+基地、家庭农场等多种模式。市场化，重要的是向城市市场开拓。我们做了测算，只要你的农产品是绿色、安全的，城里人是愿意多花钱的，3-5倍都愿意掏，这是城乡互信产业的关键。而科技投入，目前绝对是个短板。农民是不敢冒险的，比如你让他不打农药，但卖农药的老吓唬他‘不打农药，颗粒无收’。怎么办，只有先做示范给农民看”。
2005年，蒋高明被山东农业大学受聘为首批泰山学者。接到聘书的那一刻，他就决定要进行他梦寐以求的生态农业乡村实验。他说：“在实验室里是搞不出任何学问来的，必须一竿子插到底，插到村”。
8年实践，蒋高明的生态农场收获几何？
谈起这个问题，老蒋掰着手指头开始算账：
1、秸秆还田。通过养牛让秸秆“过腹还田”，趟出了一条养殖、种植、生态改善的微循环路子。
他说：“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是个大难题。从李鹏、到朱镕基、温家宝，三任总理，发了若干个批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发文计划到2015年解决秸秆焚烧的80%，还剩2年了，现在还不到40%。我认为很难如期做到了。秸秆直接还田是个好思路，但成本增大了，农民接受不了，就地焚烧，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通过养牛“过腹还田”变成有机肥再改善土地质量最科学”。
蒋高明的科研团队2000年就在内蒙古建了第一个科研基地，提出来“畜南下，禽北上”，两个基地的实验对比，1亩地的废弃秸秆，可以保护草原10亩地.“中国60亿亩草原，我们用1亿亩低产田、废弃地，做高端有机农产品，解决耕地恢复、农民收入问题”。
2、地力恢复与粮食增产。生态果园里，20厘米土层之内，1立方米土壤有2000多条蚯蚓。老百姓的地里只有0-50条 。数据显示，生态农场的土壤有机质从0.7恢复到接近2%了。而业内普遍认为，提高1%土壤有机质至少20年到30年时间，短期提高如此之快，没有大量的有机肥是不可能的。地力恢复后，农场的试验田已于2011年，由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稳产的吨粮田。
3、不用农药控制害虫。100年来农药产业的思路就是对抗，研究怎么杀死害虫，结果，害虫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农药毒性越来越大。换种思路，采取“物理加生物”的方法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95%害虫有趋光性，只要让雌虫产卵后回不到地里，就可以在保持物种多样性的前提下避免虫灾。从2008年起，生态农场就开始使用诱虫灯。每盏灯害虫捕获从每晚最多9斤，下降到今天不足1两，全年下来，年捕获量从30多斤，下降到不到5斤。 这说明害虫逐年减少的幅度是很大的，虫子倒出来可以还喂鸡。剩下有点害虫也不用担心，植物不怕咬破，况且还有一些虫类、鸟类是他们的天敌。
4、生态环境改善。经山东农业大学环境学院测定，蒋高明的生态农场土壤里的重金属基本是零，农产品没有重金属超标问题，更没有农药残留。山鸡、燕子、蜻蜓、刺猬、青蛙、蛤蟆、蛇、蜜蜂、螳螂、瓢虫、屎壳郎等等久违的物种，重新回到了农田。
5、食品质量大幅度提高。他们种植的有机大蒜送到华南理工大学检测，测出来一个特异成分，对方说涉及知识产权暂且保密。但他们公开的数据显示，这些大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市场上的大蒜砸出蒜泥来，1个小时就变黑了。我种的大蒜7个小时还是金黄色的。抗氧化物质对人抗衰老、抗病都有重要作用。其实，再先进的仪器也赶不上小孩子的嘴巴。村里一个5岁的小姑娘，吃了农场的苹果，第二天就缠着爷爷再来买。”
6、城市消费者带动起来了。“我们在淘宝网上开了网店，现在生态农场的产品全国人、包括台湾的消费者也来买，我只有120多亩地，销路没问题。另外就是订单农业，仅浙江一家企业老总一个月就要4头猪，100只柴鸡，3000个鸭蛋”。
2005年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高明陆续东一块、西一块租用农民不愿种的薄地、涝洼地，8亩、20亩、40亩、150亩，开始和他的科研团队搞起了生态循环型科学实验课题--有机生态农庄建设。今年49岁的蒋高明，1985年从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先后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和美国生物圈二号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在成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4年后，决定再返田间地头，开启一项前所未有的“一大于六”乡村实验。
农田里的太阳能杀虫灯，向新能源要电力。
果园里的诱虫灯，直接通电的，成本才几百块，比购买杀虫剂省钱、环保多了。
传粉小壁蜂，解决了这个问题，装在芦苇管里可越冬，三天就可以完成授粉，成本只有几十元，省下至少1000元的人工授粉成本，而且坐果率大幅提高。
“瞧这一家子”，牛妈妈刚刚生下一头小牛。
蒋高明说，只有六畜兴旺，才能五谷丰登。
“只有六畜兴旺，才能五谷丰登。只有把有机田变成吨粮田，让种植业、养殖业的农民都有利可图，才能把生态农业真正推广开来”
一行人跟着蒋高明开始参观。
我们去的时候，恰好牛舍里刚生了一头小牛。这让他很高兴。农场的牛舍并不大，涉及存栏量只有200头。目前有120头，都是优质品种夏洛莱，生长快，瘦肉产量高，平均每头牛能长到1200斤。一头牛，至少能卖1万六七。蒋家庄党支部书记蒋胜利退下来后受雇帮农庄养牛，看到收益大，也开始在自己院子里建了牛舍，三批养了16头。村里养牛的已经达到16户，150多头。牛粪肥田，最多的一户化肥使用量仅为原来的1/4。牛粪多了，他们又帮农民建了130多个沼气池，在德国一个生态组织技术帮助下，很好的解决了冬天沼气温度的问题。要知道，在2006年，整个蒋家庄才有2头牛。
出牛舍不远，是猪圈。猪圈是长方形水泥池，很干净。水压喷嘴嵌在墙上。蒋高明说，猪其实不笨，渴了就用嘴拱水嘴喝水，既省水又省人力。这里的猪全部喂花生糠、玉米面和小麦麸皮，比喂添加剂饲料的猪要多存栏6个月，但是人吃着安全，价格也贵。那个浙江的企业就是看上这一点，一直保持常年订货。
蒋高明的生态农场从养牛开始，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秸秆这一困扰农业的大问题。这也逼得植物学家开始研究家畜养殖，一开始上了不少当，吃了不少苦头。
“好在都坚持下来了”，他介绍说，听说农场收秸秆，虽然只有5分钱一斤，但一亩地秸秆也能卖120多块。四里八乡的老百姓往这送。可惜就是养牛业规模达不到，还有烧秸秆的，昨天晚上用手机拍下来烧秸秆的画面，看着痛心”。
秸秆综合利用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突破口。
“我们1.2亿公顷农田除生产5亿吨粮食外，还产生约7亿吨秸秆。这实际上就是个巨大的“粮食仓”、“化肥厂”和“能源库”。7亿吨秸秆可换回1亿吨牛肉，1千克肉相当于5斤粮的热量，扣除养殖过程中的成本损耗，相当于增加3亿吨粮食。有机质还田还能够养地固碳，杜绝焚烧又保护了生态环境。这还不算一头牛每年为农民直接增收2000--3000元、沼气替代液化气的节支费用。并且，牛粪还非常适合养蚯蚓、黄粉虫。
“秸秆（玉米、小麦）--青储饲料--牛--牛粪--沼气--农田”；
“秸秆--牛--牛粪-蚯蚓、黄粉虫--散养柴鸡”。
由此，生态农场探索出了这两条可广泛应用于循环农业的生态链和产业链。
出农场大门不远，是一片苹果园，约五六亩，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蒋高明告诉我们，原来果园的男主人今年春天得癌症去世了，这和他家常年打农药有很大关系，后来他说服他们家人把这片果园租下来搞有机果园实验。
在人类所有的栽培植物中，果树大概是打农药最多的。从过去每年打一两遍药，到目前一年打二十多遍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害虫们以更大的生命代价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而一些益鸟如灰喜鹊、大山雀和益虫如螳螂、七星瓢虫却几乎被消灭殆尽。
不用化肥、不打农药、除草剂，还要保证高产，是项高难度的研究课题。
为了确保试验成功，他们在这里挂了三盏诱虫灯。在光照不到的地方还放置了一些黏虫黄板。原来果农每年要锄5遍草，他们非但不锄，还买来白三叶草种植，让他们与杂草产生竞争，以草治草。草多了有利于保持水土减少地面蒸发，这种草固定的氮素还可以直接翻到地里做肥料，加上正好派上用场的牛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原来频繁的打农药，蜜蜂等都被杀死了，果农只好蹬着梯子给果树人工授粉，两口子一星期授不完，因为授粉不均，坐果率高很低。研究人员引进了传粉小壁蜂，解决了这个问题，装在芦苇管里可越冬，三天就可以完成授粉，成本只有几十元，剩下至少1000元的人工授粉成本，而且坐果率高大幅提高。
离开果园步行约15分钟，是生态农场的养殖小院。院子不大，白鹅、鸭子成群列队在人工水域游泳。鸡舍里鸡鸣不绝于耳。
蒋高明告诉我们，自己先后搞过林下养鸡、也交过不少学费，但始终解决不了人员成本问题，现在并不太成功。倒是农民蒋高玉的妻子，跟着学，趟出了条林下养柴鸡的路子，年收入达到十几万。养鸡的探索带动了家庭养鸡户们的创造性，目前，平邑内外的丰产林下，年规模养殖柴鸡达到3万只以上。
这实际也形成了第三、四条循环农业的生态链和产业链：“庄稼--害虫--诱虫灯--母鸡--柴鸡蛋”、“农田--杂草--鹅（鱼）”。
“只有六畜兴旺，才能五谷丰登，老话其实蕴含着很朴素的生态学道理”。
生态农场租来的试验田是村里最差的低产田，土层厚度只有20多厘米厚，下面就是麻骨石，根本不能种小麦，只能种地瓜和花生。且已经连续使用了30年化肥，由于地力差，曾被辟为秋收晒场。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严格采用生态学的办法，经过3年的地力修复，两年后的2011年6月，两季玉米、小麦综合测算，实现了1.028吨/亩的吨粮田。打破了“有机农业产量低”这一没有经过任何科学实验就被广为流传的谬误。
“只有把有机田变成吨粮田，让种植业、养殖业的农民都有利可图，才能把生态农业真正推广开来”，蒋高明算了一笔账：“要让生态农业产生效益，促进大面积推广，其实很简单，将收获的严格意义上的有机粮价格加倍，即2元/斤。这样，农民手中的土地收益将由原来的1000元变成3000元。如果增加的这一元费用，由政府直补给农民，则中国的粮食安全，完全在不污染环境的前提下至少增产30%以上。其机理是，低产变中产、中产变高产。这块投入，也只占‘十二五’污染环境治理费用的1/3”。
“遗憾的是，国家为增加1000亿斤粮食，投入了1000亿科研经费，几乎都让转基因科学家拿走了”，说到这里，他有些无奈。
而国家针对农业的补贴高达2.5万亿元(中央资金1万亿，地方匹配1.5万亿)，如果折成粮价，可使每斤粮食增加约2.5元，这些补贴到种粮农民手里的很少，每斤不足粮0.1元。大部分补贴进入了化肥、农药、农膜、种子、农机、配方施肥等等领域，如果直接与粮价挂钩，高价收购农民粮食，低价销售给消费者，那么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停止对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的补贴，将这些农资视为商品，让市场选择，农民会因农资贵，而种粮效益高，转而采取低成本的生态农业，国家的环保压力也因此而减轻了。
“是走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进并被国内很多人推崇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高补贴’的现代农业之路，还是选择‘低投入、高产出、零污染、负排放’的生态农业路子。美国太远，来蒋家庄吧！”
100年前，美国农业学者富兰克林·金博士来到中国调研小农村社制经济，写下了著名的《四千年的农夫》。他不仅认识到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形成的有机、兼业化的农业在切实而有效养活着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同时，也最好地维护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而且，还对比了美国大农场才搞了100年就严重破坏资源的教训。
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对比中美农业的产出比得出以下结论：“美国的资本深化的大农业用了29亿亩耕地和数百亿美元的政府补贴，才生产出3亿多吨粮食；中国用了差不多一半（18亿亩耕地中的15亿亩）和不到一半的补贴生产了5亿多吨粮食。若以单位面积继续按农业效率，中国依然是入地产出率最高的国家”。
但是，温教授也忧患地意识到：“单纯强调农业产业经济的方针，直接造成了最近20年追求产业化、资本化之中必然导致的农业过度依赖化学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
2007年，“生态文明”被首次载入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的史册。2008年，又重新确立了要在2020年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
“是走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进并被国内很多人推崇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高补贴’的现代农业之路，还是选择‘低投入、高产出、零污染、负排放’的生态农业路子”,蒋高明始终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要走以生态学为主的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
“美国农民仅占其人口的2%，劳动力昂贵且严重不足，只好借助机械和转基因技术。而中国要用占人口2%的农民养活，至少需要106亿亩耕地。中国农民占总人口51%以上，绝大多数人，还要稳定在农业领域，不然城市将无法承受这一人口迁徙带来的各种问题。另外，中国62%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旱、贫瘠、洪涝、烟碱等各种制约，要改造这些中低产田，必须借助有机肥来培养地力。无机肥和转基因只能使土地越种越瘦”。
生态农业在国外发展迅猛。
蒋高明介绍：“发达国家有机食品的消费量占食品消费量的20%-40%，美国据了解达到了49%。在发达国家，有机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占耕地的10%以上，而我们不到1%。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的问题是，国外许多国家都纷纷出来了扶持生态农业的政策，而在中国，一直认为生态农业低产化、小众化而政策缺位。我们8年的实践证明，这是对生态农业的误解。希望国家能尽快补贴生态农业”。
“美国太远，来蒋家庄吧！”
蒋高明说：“我们不会等、不会靠，会坚持把这个研究型农场、科技型农场和这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农场办得更有示范性和普遍意义。”
“在这里，研究员、教授、硕士、博士、博士后、留学生、本科生等，都与农民一起实验。共同向土地要效益，向生物多样性要效益”。
谈起这些还没解决的问题。蒋高明说：“除草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但我们绝不会向除草剂低头。因为它对人的健康、对环境的污染危害太大了”。
就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他已经和村里的一个种粮大户达成了意向，对方把26亩半耕地和设备都并入农场。原来这个种粮大户每年收入不到10万。并过来后，这笔费用由农场承担。农场去年的经营收入是30万。但他们的技术输出也开始受到更多认可。
谈起未来的打算，蒋高明很务实地想了想，说：“今后如果生态农场能发展1000亩耕地，全村告别农业“六大害”，其示范意义就更大了。苦干三到五年，加上政府推动，就可以把平邑县变成有机食品大县”。
随后，他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远方。
“生态农业的效益最终体现是城乡和谐，社会公平进步，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投入到种地农民这里，青壮年能以农业为职业”，蒋高明说：“要为中国寻找出一条人与之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生态循环农业之路，虽然这不仅仅靠科学上的可行性探索，要走的路其实还很远”。
借用曾子的一句名言，蒋高明和他的科研团队一开始就把农场定名为“弘毅生态农场”。
士不可不弘毅，虽任重道远。
